福清龙田镇之所从牛田改名为龙田的原因

再说“登龙门”.几年前“登龙门”石门额在龙田二村出土，现被镶嵌在该村观音阁外墙上。日前再次前往观摩，这是一条长3.11米，宽0.73米，单面的石门额，应该是寨门的门额，而不是牌坊。左边一行竖排小字系“宣和二年岁次庚子仲春”.宣和为北宋徽宗末年，庚子年系1120年。这说明“牛田大捷”之前的440多年，“牛田”就是一大商业集市，街道南端已经建有“登龙门”.所谓“清末”时期，充其量只能算重建。由此可见，因清末建“登龙门”而改称“牛田”为“龙田”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其实，“龙田”的来源还要提到“群经之首”的《易经》。《周易》乾卦的第二爻“九二”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直译：龙出现在田间，有利于大德之人出来治世）。有了“登龙门”,有了“龙船塘”,文人雅士或许以为“牛田”土味太重，借用《易经》乾卦生机勃勃的第二爻，将自己世代居住的“巨镇”雅称为“龙田”.一如福清雅称玉融。“登龙门”所在地张厝村（现称二村），其始建于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的“清河张氏宗祠”里有一副古老对联：“清河流厚泽，千年见于龙在田；福邑肇宏基，五世凤鸣昌厥后。”跟二村比邻的何厝（三村）始建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的“庐江何氏宗祠”也有一副老对联：“龙从田见开科甲，庐合江流衍派支。”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景。窃以为，“龙田”作为牛田的雅号，可以认为是很早就紧随其后的。对于这一古镇来讲，“牛”是她的根本，她的物质基础；“龙”则是她的灵魂，她的精神追求。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启用龙田地名？

现在我想知道，从地名学的角度看，雅号“龙田”什么时候正式取代“牛田”呢？据《福清市志》（1994年）卷一之第二章《行政区划》介绍，“宣统二年（1910年），县筹办自治，除城区外，划5镇、10乡，并置城镇乡筹办自治公所和城镇乡自治会。5镇：东张、海口、渔溪、龙田、高山；……”这是信史。说明至迟于1910年“牛田”已更改为龙田。那么之前，还有可能性吗？

校址位于龙田的福清第三中学，其前身为来华教会创办的“培元书院”,拥有120多年历史。原校长王钦发在该校工作期间，萃聚了不少珍贵档案资料，在他应约为我提供的文史资料中，有5份相连贯的“福州美华书局活版”印制的《美以美教会年录》，整版刊载“福邑培元书院报单”.首张注明时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指出“除传道之子弟在县肄业外，宜另立一所在牛田地方，以便诸生童学习焉。”此外，该报告还有三处提到“牛田”.证明1895年仍然名之曰“牛田”.

接下来一张“福邑培元书院报单”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仅隔一年时间，报告中的“牛田”就变成“龙田”:“忆旧年书院分为两所，一所在县中，一所在龙田。”该报告还有三处提到“龙田”.另3份《美以美教会年录》，分别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均明白无误地提到“龙田”,“牛田”的旧地名业已消失。以西人（含为其服务的华人）办事之严谨认真，对教会创办的书院所在地，不会擅自变更地名的。何况西方宗教对中国的“龙文化”也不感兴趣。那么，是否存在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为分水岭，牛田正式更名为龙田的可能性？--这只是笔者的孤证，难以确论，希望看到更多的佐证。

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地名就是乡愁。从牛田到龙田；从先民牧牛放马的海滩地，到如今欣欣向荣的省级小城镇综合改革建设试点；沧海桑田，一路相伴，一路惊喜。缅怀战鼓声中戚家军平倭的刀光剑影；见证退隐乡间的宰相叶向高开辟福庐山，“秀甲闽越”,而后毁于“文革”、于今重修；感受传统文化中“龙文化”、“《易经》文化”对先民审美理念的浸润；记载祖先对繁衍其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认知与思考；也蕴含着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延续文化命脉的启迪。我不想“独乐乐”,愿与龙田的乡亲共享之。并请教于对地名文化有兴趣的读者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