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出席世界福清社团联谊会第七届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我刚刚听说，我是2016年厦航飞得最多的金卡会员之一。我自己算了算，的确，去年一年，我往返中国13次。从1995年开始回中国投资，特别是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文化昌盛，我回国的次数越来越多，见证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巨变。
像我们做生意的人，免不了产生一些经济纠纷。以前碰到这种事情，大多是自己上门讨要，吵架是难免的，费时伤神。现在不同了。欠钱？法庭上见！
一个多月前，我回家乡福建省福清市，见到我的一个堂姐。她没上过学，大字不识几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人很聪明，生意做的很好，目前她的公司拥有几百号员工。她的手机里有1000多个联系人。虽然不识字，但她如果想找哪一个人，马上就能从手机里调出来。由此可见，不管是生活中还是生意上，她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样的人，做生意不可能不成功。
但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也会碰到很多麻烦。福州市五星级酒店的海鲜，大部分都是由她的公司供应的。有时候，货付出去了，钱收不回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以前，她只能自己打到债主的门上，讲道理、发火、吵架，往往无济于事，还把一个柔弱的女人变成了女汉子。
这次回中国，我跟她吃饭聊天，发现她变化很大，从前那种高门大嗓不见了，精神上变得松弛了，整个人都显得更温柔、更漂亮了。她告诉我，正在找律师打官司，一个2000多万的经济纠纷。现在遇到这种事情，都交给律师就好了。
这件事情让我很感慨，也让我想起20多年前我在澳大利亚的一段经历。
1989年，我从福清只身来到悉尼。走出机场，口袋里只有50澳元，人还得了重感冒。没办法，为了生存，即使是39度高烧，也得去打工，洗碗、搬砖、刷厕所，什么都干。几天后，我在一家意大利人开的橱柜厂找到工作。
一次，一个木工出了技术差错，影响了产品质量，让老板损失了一笔钱。老板追查时，那个木工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于是，老板当即给我结算了工资。尽管当时不懂英文，一看这情景，我也知道，他是把我“炒鱿鱼”了。我心里很委屈。明明不是我的错，而且，我在国内时就是做家具的，也不可能犯这样的错。但是，苦于不懂英语，我无法为自己申辩。
第二天，我拿出老板给我的工资中的100元，请律师帮我写了一封申诉信，并且表示，我可以做一件同样的产品。老板给了我机会。于是，我的技术专长得到了展现，我做的产品让老板很欣赏，立刻重新召我回厂，还给我加了薪水。
2015年10月10日，澳大利亚联邦总理特恩布尔、中国驻澳大使马朝旭、中国驻悉尼总领事李华新会见福清同乡会部分领导，左二为作者
从此，我在这家工厂站住了脚。虽然我有做家具的经验和技术，但是，英文是个难题。这一行中，光是五金配件就有几百种，材料也有几百种，专业词汇很多。我只好下笨功夫，在每样产品上贴上纸条，写上英文单词。功夫不负有心人，付出就会有收获，1993年，我和好友合作，开办了属于自己在澳大利亚的家具厂。我刚到澳大利亚时的那位意大利裔老板，给了我很多机会和帮助，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每年他的生日，我都会去看他。现在他已经90多岁了。
经过将近30年的拼搏，我在澳的公司现有1000多名员工，公司业务遍及全澳及中国大陆，这些成果来之不易。作为海外华侨华人，我们接受过很多当地人的帮助，所以我总是在想，怎样为促进祖(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做一些事情。
早在1993年，我把家具厂建在奥本时，这里就成了福清人的聚居地。到现在为止，这一带居住有两三万福清人。随便走进一家店铺，都可能是福清人开的。曾几何时，一说到福清，人们总是联想到“偷渡”。作为福清人，我一定要改变这种偏见。
在我的心目中，福清人吃苦耐劳，重信用，讲义气；重乡情，讲团结。他们在异国他乡打拼，为当地经济建设出力，创造就业机会，依法纳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据我所知，福清人在中国国内人口约为130多万，但是在海外，世界各地的福清人也有100万人左右。
作为早期来到澳大利亚的福清人，我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家”，大家互助友爱的“家”。我和几位老乡商议，形成共识。1995年，成立了澳大利亚(悉尼)福清同乡会，由我当时的合作伙伴陈励强担任会长，我任监事长，会址就设在我的厂里。
20年来，同乡会会员单位发展到7000多个。2014年，我接任第10届会长后，希望在我任内，建成一个永久性的多功能的福清会馆。这个“家”里，有中文学校、应急小组、图书馆、健康中心、活动中心。为了这个会馆，历任会长、行政干部及福清老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真正体现了福清人的凝聚力。还有10个月，这个总耗资600万澳币、靠民间捐款的福清会馆就即将落成了。可以说这是目前在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社团中第一个实现靠民间力量建成的会馆。
当会长，建会馆，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宣扬福清人的正能量。2014年，我促成奥本市和福清市缔结了友好姐妹城市。这是福清市历史上第一次与海外建立友好城市。2015年，由我个人捐助在悉尼召开了世界福清社团联合代表大会，全球200多位福清社团代表参加了会议。
到现在，我的人生，一半在中国，一半在澳大利亚。我相信，即使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意识形态，依法办事，这是相同的。我高兴地看到，中国这五年来，在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全社会法制观念明显增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