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年前隐元大师东渡与“政治使命”无关

明朝未年，清兵入关后，采取一系列民族高压极端手段，在镇压明朝余部的同时，对平民百姓进行血腥的屠城和滥杀无辜，激起广大汉民包括僧人在内的武装反抗，是理所当然的。在清兵武力征服进程中，僧人并不能够仗持佛力，躲过众生劫难。以顺治二年（1645）崑山城破为例，僧人死难后留下名字者十四人，其中无私、法雨等四僧注明自杀。生死关头，为什么僧人就不能反抗和呐喊呢？为什么僧人就不能有自己的爱国情操和爱憎分明的感情呢？

关键在于，陈智超等拿不出史实和证据证明隐元东渡的“政治使命”，也拿不出“亲善使节”活动记载。一切仅凭想像和推测，其结论当然不能令人心服口服的。

那么，隐元为何至死留在日本呢？万治二年（1659）六月，德川幕府旨令隐元留住日本，开创禅寺。同年十一月，幕府颁布禁止在新地建立寺院法令。然而对隐元则是例外。德川报请天皇，在京都宇治赐地十万坪给隐元建寺。

宽文元年（1661）五月，宇治新寺落成，其建筑、寺规、禅风都依照中土黄檗山万福寺旧制，并且“仍以黄檗山万福寺名之，志不忘旧也。”八月二十九日，隐元进山，为第一代主持。此后，隐元在此弘扬黄檗宗教义，并使日本开始有黄檗宗。隐元最终没有回到祖国。

对于隐元为何没有回国，大干郎是这样说的：“虽然隐元为履行三年归国之约而多次表达回国之愿，终因龙溪谒及家纲将军而使建寺开山之事落实，从而中止了隐元的回国。”

对于隐元的《中左江头别诸子》句：“暂离故山峰十二，碧天云净是归期”中的“碧天云净”，说是“指政治气候，万里无云，一片光明，隐喻明朝复兴”，是没有根据的臆断。在佛学上，“碧天云净”是指修行的人心灵纯净，万里无云万里天，心不生事，身心自在的最高境界。既不是指自然界的天气，也不是指政治气候，而是指心境状态。

由此可见，隐元留在日本与南明政权的灭亡和反清复明的无望无关。

隐元于1654年东渡，原定三年回山。到了1657年（清顺治丁酉年）六月十六日，清廷敕谕申严海禁，“不许片帆入口”，也“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次年九月，清廷命迁沿海居民于内地，在福建实施。沿海居民各移内地三十里，迁出后焚其居、墟其地，民死过半，残酷至极。至此，隐元禅师回国无望。

隐元生活的中后期，社会极端动荡不安。清兵的滥杀无辜，给隐元带来极大的痛苦和不安。做为一名爱国高僧，他目睹清兵的暴行，反清倾向是很自然的。但是，隐元毕竟是僧人，他东渡弘化完全是为了传播中国黄檗宗教文化，拯救濒于衰败的临济宗，使佛学在日本广泛传播和正名。从史实来看，隐元在日本根本没有介入政治斗争，也不是亲善使节。他的活动纯粹是为传播佛学经义、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