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年前隐元大师东渡与“政治使命”无关

“政治上的原因。甲午年离中左赴日前，隐元有《中左江头别诸子》偈，最后两句是：‘暂离故山峰十二，碧天云净是归期。’所谓‘碧天云净’，不是指自然界的天气，而是指政治气候。万里无云，一片光明，隐喻明朝复兴。这就是他归国之日。”（《书信》第24页）

其五、隐元东渡负有政治使命。其根据有：

隐元于顺治十一年五月初十离开黄檗，于六月初三到达郑成功抗清斗争的根据地中左。成功送斋金为供，并派舟护送。“而郑成功之‘拨船护送’，有如今天的专机、专列，是在此前后东渡僧人从未得到的隆重礼遇。联系到隐元复明抗清的立场，黄檗弟子参加武装抗清斗争的事实，以及郑成功当时正在一面与清朝进行政治上的谈判（和议），一面向日本求援的行动……我认为隐元东渡的重要原因，是他负有重要的政治使命，是郑成功的一名‘亲善使节’。”（《书信》第21页）

综上所述，陈智超等认为“负有政治使命”是隐元不顾63岁高龄和临济宗中享有盛名的地位，以及老师费隐的严词阻止，而不顾一切毅然前往的真正原因。

二、隐元东渡为拯救日本佛教和“子债父还”

那么，历史的真相又当如何呢？

第一，隐元的东渡不是偶然的。决定东渡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隐元东渡前在日本临济宗就享有盛名。如崇祯十五年（1642）福清万福寺刊刻的隐元语录舶载长崎时，日本妙心寺僧侣争相购买阅读。明朝灭亡后，有逸然性融、净达觉闻、蕴谦戒疏等名僧东渡，使隐元在日本名声比过去都大。

当时，日本只有临济宗，僧侣重视程朱理学教养，从而传播了带有禅门色彩的宋儒理学文化，曾创造辉煌一时的“五山十刹”。但是，经过“应仁之乱”，“五山十刹”受到严重破坏，几成灰烬，临济宗势力衰退，禅风败落，直到隐元东渡前，禅风一直不振。以日本临济宗名刹普门寺为例，由于“应仁之乱”罹殃，梵钟亦毁而铄之。隐元来到时，“无殿堂之没，无寮食之区”，只有“破屋数椽”。邀请中国高僧东渡，把振兴日本禅宗的希望寄托在了高僧们身上。隐元当时系临济宗第三十一代传人，振兴日本禅宗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在日本方面，视隐元之东渡为“祖师西来”，期望他能振兴处于沉滞状态下的日本佛教。历史上，日本僧人到中国留学、参拜朝师，曾为日本佛教带来清新之风；而这时企图去中国留学的僧人，又因锁国而不能实现，因此他们把从中国来的大禅师看作是“祖师西来。”

第二，顺治八年（1651）弟子也懒应长崎崇福寺邀请东渡，不幸溺死，使隐元非常悲痛，题偈哀悼。所以隐元称自己此次东渡乃子债父还。

日本万福寺黄檗文化研究所次长大干郎先生对隐元的东渡曾这样论述的：“兴福寺的逸然性融，是长崎唐三寺众僧中的长老。在他的主持下，三次恳请也懒的本师隐元。隐元为完爱徒愿，毅然应请，所以他在后来给本师费隐通容的信中说：‘日本之请，原为懒首座弗果其愿，故再聘于某，似乎子债父还也’。”

第三，郑成功的拨船护送仅仅是出于礼节。

隐元生活的时代，属中国历史上两大封建王朝政权交接的动乱不安的时代。明朝灭亡后，旧部郑成功率兵据守福建东南沿海一带，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为了防止清军的南下渗透，郑成功实行禁海策略，对沿海一带的船只实行军事管制和封锁，未经批准，任何船只不得出海。

隐元想从中左岛（厦门）东渡出海，当然必须得到郑成功的批准。隐元抵达日本后，郑成功于七、八月间给隐元写了这样一封信：

“得佛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唯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勤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抑虚慕名而姑为此举耶？倘能诚心皈依我佛，自当驻驾数时，大闻三昧。不然不必淹留岁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甚殷，不欲大师飞锡他乡，所以拨船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龙天相实，弘道诚莫分于彼此，审势自不无后先，唯大师慧炤之。其黄檗丛林弟子，自当仗佛力保护。无庸致虑也。盈盈带水，神注徒深，屈指归期，竟知何日？谨启。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至次早闻知，甚然春念，愈以失礼为歉。端帖回拜，谨即附闻。名单具。”

这封信，字里行间流露出郑成功对隐元大师的依依眷念之情。他不仅流露出“不欲大师飞锡他乡”之情，而且还担心“日国之人虽勤勤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恐其中有诈，希望“当驻驾数时”、“不必淹留岁月”，以慰“本藩及各乡绅善念甚殷”之心。

这封信，怎么看也看不出其中的政治和军事动机，以及“亲善”和“专列”的痕迹。郑成功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之“所以拨船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一切都是出于礼节，毫无其他瓜葛。派船护送，是完全符合情理的。

第四，清廷禁海和日本黄檗寺落成，是隐元客留他乡的原因。